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妈当天晚上没回来，第二天晚上也没回来，第三天晚上又没回来。立夫说他必须去找她。那天下午，立夫到南城去，南城是他从小儿就熟悉的地方。到了南城，他才觉得北京城之大，才又感觉到他原先属于而近来已然远离的大众生活。他一直走，直走到两腿发酸。他穿过了大街小巷，在空旷的地方停下来看孩子们玩耍，又想到了自己的童年。他到天桥儿的娱乐场，到野台子戏院，到茶馆儿，看见成群的人在开心的玩耍——有的祖父领着孙子，有的母亲一边抱着孩子在怀里吃奶，一边走路，也有些穿得讲究的年轻男女，但是大部分是低级社会的男男女女，穿着颜色深浅不同的蓝衣裳，处处儿都是穿着灰制服的兵。寻找陈妈恐怕是要白费心力，他于是在一个大茶馆儿里坐下，和一个茶房说话，若不经心地问那个茶房，是否曾经看见一个中年妇人找儿子的。茶房说：“您说的是那个疯女人吗？她常常打这儿经过。她拦住年轻男人就问。”

“她并不疯。她是找她儿子呢。”

“还不疯？在清朝丢了儿子，现在还找，这不是大海捞针吗？她儿子就是活着也许在天津，在上海，在广东，在四川。这么乱找，不是疯了吗？”茶房说完，把毛巾往肩膀儿上一搭，那姿势就表示他话已说完，心情愉快，颇觉满意。

立夫付了茶钱，跳上洋车回家去。

他对莫愁简短的说了句：“当然我没法儿找到她。”

陈妈失去了踪影，立夫心里非常不安，虽然陈妈只伺候他才一个夏天。陈妈的影子一直停留在他心里，也使他不断想战争使多少母子分散，使多少夫妻们生离死别。

几个礼拜之后，莫愁正在北窗下阴凉的地方针线笸箩儿旁做活，立夫躺在床上休息，婴儿躺在父亲身旁。这时莫愁说：

“我不知道现在她在哪儿呢？”

立夫问：“谁？”不知莫愁指的是男人的“他”，还是女人的“她”。

“我说的是陈妈。她难道就这么一去不返了吗？”

“我想在报上登启事寻人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写成一篇小说呢？”

立夫喊道：“对！对！”从床上一跳而起，孩子都吓哭了。

莫愁责怪他说：“对！对！你把孩子都弄醒了。”说着把孩子抱起来，又拍着他睡。

立夫说：“你知道，我从来没写过一篇小说……”莫愁伸一个手指头横放在嘴唇上，立夫才低声说：“我从来没写过一篇小说，但是我却要写这一篇。我就写出她的真名字，还有她儿子的，还有他们村子的名字。谁知道？如果她儿子还活着，也许能看见这篇小说，当然，他若是认得字的话。”

莫愁说：“这真可以算个故事——再加上你的文笔。”但是她说“笔”字的时候儿，她女人的天性上，觉得不应当说出这个字。文人的笔和文人的舌头一样，是危险的武器。文人会以口贾祸，会以笔招灾。

立夫说：“我会善用我的一支笔，向做母亲的尽颂扬之意。题目就叫《母亲》。”他想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我用白话写吗？你知道我从来没写过白话。”

莫愁说：“当然。故事一向是用白话写的。不过不要用现在的怪里怪气的白话，那么一来，真正的作家会以为是普通老百姓写的呢。”

立夫以前只是写文言文，现在用新的白话写，对他也是一种古怪的考验。在那么炎热的夏天，他写那篇故事，一直写了两天，中间未曾停过。在他写作时，莫愁的心里十分纳闷儿，看立夫毛笔上上下下，由笔又看到另一张桌子上的一座显微镜，那个显微镜自从立夫带回来之后，她有时也偷偷儿往里看。她心里想玩弄虫子比玩弄文字要安全得多。她看得出立夫的表情上有一种改变，有一种增强的激动和紧张。往常立夫在默默地看了一个钟头的显微镜之后，他神情很宁静，只是有点儿感伤，有点儿疲劳。

莫愁走到他的书桌旁，看他已经写好的部分，出主意教他修正。她说：“陈妈不是这么说的。”立夫就改正，然后又接着往下写。

立夫写完之后，立刻寄到北京的一家报馆。在文艺副刊上登出来，竟轰动一时。新文学批评家称之为“民主文学”第一篇成功作品，老一代的称之为是母爱的颂赞，更是有功于孝道的阐扬。一个教授写了一篇评论，把这篇小说列为“反战文学”，说与唐朝的叙事诗，同为一类，并且经作者自己改写为诗体，颇有白居易杜甫的盛唐诗风。

但是立夫却大喊出来：“为什么他们把这篇小说非看做我的创作不可呢？为什么非看做‘文学’不行呢？每个人谈论这篇小说，好像只是小说，而不是真实的事情。好像陈妈不是一个还活在世上的人。就没有人真正想个办法纠正这种误解吗？”

事实上，立夫已经凭想像力创造了一个农村少年，这种农村少年他是从来没有见过的，而同时把他自己的母子关系写了进去。他把抓兵的那群贼寇，也写得生动逼真，令人难忘。描写失去爱子的母亲，坐在茅屋之中，一年四季一直等着儿子的归来，他只用了寥寥数句，简明扼要。那位评论的教授就把这四季的景色，改写成生动的诗句：